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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人的博客

回光返照老三届兮 拾之无味弃之可惜

 
 
 

日志

 
 

故 烟 孤 唯(下)  

2010-12-14 22:28:15|  分类: 青葱时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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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千万孤独《故 烟 孤 唯(下) [转贴]》

  [接(中)篇]

         插队出发的那天清晨,我们按时赶到了江北集合地点。天还没大亮,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攒动,却没有什么声音。很少有人说话,偶尔听到压抑的抽泣,还是有妈妈来送的。     没有敲锣打鼓没有载歌载舞,没有欢送仪式没有领导致词,没有……和起初哄着“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走的不同,我们这时才走的,都是“奉,天承运……”。敬酒不吃吃罚酒,还跟你哄什么哄?!

    我们找到了带队的老师老T,他却找不到我们的车子。不光是他,到处都有找不到车子的人,乱糟糟的。G君说没有车我们可以不下去了,没人笑,都麻木了,也不知是该乐还是该忧(行李可已送走了)。

    老T满场乱转,那么冷的天一头大汗。左一趟右一趟,最后终于跑过来讲,到我们公社的车已经满了,叫我们跟另外一辆车走,还带来了三位也是到同公社去的同学。到车前一看牌子,是到太平公社的。我们一点地理概念也没有,稀里糊涂就上了车。 

    老T最后对我说:“我不能带你们一道走了,这几个人就由你带一下队。”还不忘给我戴上顶高帽子:“你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老T不老,硬是给我们喊老了的。初中时,他跟了我们整整三年(好象还是年级数学教研组长)。虽然只是零零星星地给我们班代过课,却是当众给我戴高帽子最多的老师,包括号召他所教班级的同学来“打败”我。他的话我爱听,于是“欣然”接受下了这个带队的任务(后来学会了上海话,知道了当时情景下最简洁的说法:不接哪能办?)。L君也在一旁幽幽地说:“我们都没有单独……过,只有……你了。”

    颠簸了七、八个小时,车到太平,调头回去了。一打听,到我们公社还远着哩。要西进泗洪县城,再南下淮河边,足有上百里之遥。所好太平公社干部,发现这一意外,没有丢下不管,马上安排我们的食宿。难得放开肚皮吃饭,大块吃肉,我和G君都吃得很香(也确实放足了香菜),第一次离家的W君和L君却只吃了一点点。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找太平公社干部要车走,却叫他们抓了瞎。原来太平到泗洪只有过路客车,寥寥几张车票早已卖完。我这个“带队”也急了,叫他们拦住车子不让走,自己跑到车站内抓起电话就打。县办公室接电话的干部一听,叫我把电话交给车站站长,只听到话筒里清清楚楚地传出:“县里正在召开欢迎知识青年大会,落实最高指示,你要慢怠了他们可不好弄。”

    站长放下电话,二话没说,把我们七个人全部推上了车,转身对手执车票闹着要上车却又上不车的农民大吼:“走不了下趟走,他们都是祖宗(?)。”当时还不会泗洪话,那两字我没听懂,可能不是“祖宗”,反正就是类似意思。

    到县里又吃了一顿“共产”饭,又换了一辆客车,下午总算到了目的地。只见我们四人的行李孤零零地留在公社会议室里(同车另三位同学比我们有准备,早有先头部队来安排好了。)。比较“肥”的西边大队早被前一天到达的捷足先登。东边一个大队带着文艺宣传队、带着锣鼓来欢迎我们。不谙世事的我们却一步不拉地跟着挑着我们行李的小队步伐,匆匆而去,把热情的大队人马甩在了身后……

    当时我们只知道第二天是我们的“圣诞节”,并不知道当天就是西方的圣诞节。我们神圣地诞临了洪泽湖西岸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湖村。

    生产队把我们奉为上宾——刚听说要来学生,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就驾到了。给我们住的是新房——用工分向一位要娶儿媳妇的农民暂借的。给我们吃的是专灶——用工分请隔壁大嫂给我们烧饭,供给制,每顿都有队干部作陪。 

    除了下湖干活,我们屋里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有年人蹲在一旁,把旱烟袋叭嗒着,递过来“仰”(让)我们,很有“经验”地恭维:将来你是当队长的,他是当会计的……除了妇女队长和贫下中农主席,全给我们封上了。

    婆妈妈小大姐结伴来看我们的“铺褥盖被”和枕头绣花,直夸我们的媳妇手巧。我们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买的,不是人工做的。我们没媳妇,连“没过门”的都没有,我们在南京,不是自小由父母给定的,是大了自谈的。她们听了半信半疑:“泗洪人也是城里人,不也是打小定的吗?自已谈?羞死了,南京人真跟人不一样。”

    一伙小年幼的把小桌子一围,干脆摆开了场子,推起牌九来。

    只有房东老大爷,自称年轻时支过前跑过临淮(关)见过火车,在人散尽后对我们说:你们是受穷来了。要靠自己挣队里那几个工分糊口,还想舖褥盖被?要不了一年,准跟我们一样,舖凉席盖稻草,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我写信把这些一古脑儿都告诉了她。原来只是想告诉她我的新地址,写着写着就刹不住车了。讲不再打扰她,谈何容易。

    我不向她倾述向谁倾述?我已不忍再向父亲肩背上添加任何一根稻草了。我很怕收到父亲的信,给他的信也是报喜不报忧,没有喜报就不写,二三个月音信全无是常有的事。我还发明了一个谬论安慰他们:有信即有事,无信则相安。

    她很快就回了信,劈头就把我“骂”了一顿:“笨死了,看起来那么聪明,连个“龙山”都不会写,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原来她叫我用她们学校插队的地址给她写信,以掩人耳目。我心不在焉地写成了“龙三”,有叫这地名的吗?其实掩耳盗铃的不是我,信封上邮戳清清楚楚盖着“泗洪”哩。

    虽然挨了“骂”,心里还是乐滋滋的,她没有听我的话真的不理我就行。她的“跟屁虫”们因为大雪,早早地就回城来过年了,也给她带来了一大堆新鲜故事,她也不厌其烦地转贩给了我。

    新鲜劲很快过去。天暖和一点,队里把四面透风的(拴)驴屋糊一糊,打扫打扫,让我们搬了过去。队长一趟趟地跑公社,总算把我们的小粮本跑了下来。队长都急眼了,说再跑不下来,稻种都要被我们吃光了。叫饲养员把牛槽打扫下来的草不要再“抠火”,让我们拿去烧锅,又碎又湿烧不着?晒晒(别人想还想不着)。

    后来下暴雨,连阴个把月,到哪里去晒?光吃不干不说,连吃都吃不上——粮食不够还可以吃稀的,这草烧不着,吃半生不熟的?他们几个,耐不住一个个跐回了南京。

    夏收夏种忙了一阵子,刚刚喘口气,县里紧锣密鼓地召开起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来。他们三人都返宁未归,大队通知我去参加。

    谁知刚到县里报到,就收到母亲的来信。原来当年是外婆七十大寿,又接近中秋节,离家逾廿年的母亲借机约了所有在外地的兄弟姐妹返宁来个“大会师”。我当然也算是一个小“方面军”。

    从县里直接上车走,可以少步行卅多里地。方便是方便,但是舍不得,我还是向南从安徽抄近路走。途经双沟街时用省下来的车费抓了四只小鸡,秤好后,卖鸡老农抓出两把大蜀黍给小鸡喂了个饱,依依不舍地把它们装进草包里递给了我。我还不知道都是正下蛋的鸡,以至一路“砸蛋”。

    到外婆家后,外婆在厨房里给它们搭了个窝。看着它们跳进跳出地唱歌,每天至少留下三个蛋,外婆直呼“好玩好玩”,一时竟舍不得杀,只是每天稀饭锅里少了两把米。

    到宁第二天下午,我站在新街口著名的电影院门口等她。我也没有把握她是否收到了我的信,能否如约而至。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活动中心,只有采取最原始的办法——钻电影院。谁知到电影院门口发现,自己真的是“二哥”。什么电影都没有,连飞机大炮、新闻简报也不放,“另有任务”。

    我仿佛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首先觉得灯泡都换大了,亮得耀眼。其次觉得喇叭更高音了,震耳欲聋。再就是觉得马路变窄了,实际上马路上拖拖挂挂的大字报栏基本撤除,应该宽敞不少。

    其实真正变化的是人,电影院旁的两大商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没有了以往敌视的警觉,更多的是笑意写在脸上。这不,就有女娃朝我笑,甚至还有一位明显是妈妈级的。我感到纳闷,自己朝身上看了看,没有什么呀,穿着还不算“拉瓜”,晒得再黑,还没到可笑的地步吧?

    正在胡思乱想,看见了她。就跟不认识似的,她径直走向电影院大门口,在“另有任务”的告示前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一直走到街对面一条巷子里才收住脚步。我已经跟到了她身后,看着她这样谨慎,也不敢造次。我们一前一后地朝前走,只是这一回她在前,我在后。嘴上搭讪着话,眼睛却望着前方。

    一直到跟她讲起刚才我在电影院门口的奇遇时,她才笑了起来,说:“人家把你当作钓鱼的啦。”

    原来现在城里小青工(也有回城的插子)玩起了广交朋友的游戏,名曰“钓鱼”,“男娃钓鱼跟断腿,女娃钓鱼咧咧嘴。”也有一些不甘寂寞的“老阿姨”加入进来,就有点变了味。

    看来我们下农村让出来的不仅仅是地儿。我也忍不住开起玩笑来:“什么当作,我根本就是(钓鱼)!”

    她回过头来白了我一眼,转过身去抿嘴一笑。大半年没见,她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沉稳了,没有了那熟悉的银铃般的笑声。

    不知不觉我跟着她走进了一所学校,来到一间宿舍。天哪,这是她的学校,她的寝室。她是在公私兼顾,开学在即,她正赶着抄写一本花名册。她可能是个“连级”干部,我看见花名册第一个就是她的名字。我要帮她抄,她不让,说不要帮倒忙,想想也是,于是靠边坐。她一边写,一边想起什么就问句话,头也不抬,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期间还有一个男生来敲门,说还她的钓鱼杆,她应了一声“摆在门口”,就把他打发走了。

    进出校门的时候,她大大方方地向门卫介绍我是“从乡下来看我的战友”。W中一派独大,校内几无敌。小鹿学友在诗歌《战友》中问“跟谁战”的意思我们明白,但W中当时跟谁战却是很明确的(岂止W中),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一句顶一万句”都喝止不住。全校同仇敌忾,都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到了新三届,更不用谈了,根本就是部队编制,年级改称“连(级)”,班级升格为“排(级)”。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学校学成了军营,同学当然全成了“战友”。

    “从乡下来看我的”更妙了,任何人不疑有他。七仙女下凡,私配董永,只是神话,只是故事。现实生活中,想都不用想,谁也不会相信。

    本来她开学前还有一个下午空闲时间,但不巧我已与G君约好到医院去看W君。回宁后我才知道W君在返宁途中不幸患重病住院的消息。

    我们办好左一个右一个手续后,医院才把大铁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没想到里边还挺热闹,吹拉弹唱舞全有。W君神情呆滞,静静地坐在一旁,衣着正常。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应该已经能够认人,但是任凭性急的G君怎么问,都不开口。我看着他把一根头发从地上捡起来,灵机一动,安慰他说:“你会好起来的,病能得,也能去,就像这根头发,能掉在地上,也能捡起来。”

    大概对上了他的思路,他一字一顿地讲出了两个字——我的名字——清晰地喊了我一声。回家讲给张老师(W君妈妈)听,张老师也开心了半天。

    我确实很矛盾,知道不应该打扰她,却又忍不住想见到她,毕竟回南京一趟不容易。谁知到了南京见她一面也不容易,她们开学就“学军”(延续到现在成了“军训”),军纪严明,她又要以身作则。数次写信约她都见不到她影子,郁闷而归。一直到学军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天才见到第二面,已经过去十来天了。我们俩都变得客气起来,她态度诚恳地向我抱歉身不由己,不得已爽约。我言不由衷地向她表示怪我食言,打扰了她。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外婆的大寿庆过了,中秋节月圆了,母亲的假期飞也似地过去。再舍不得,外婆还是在母亲走之前把小鸡一只只杀了给大家打牙祭。大家又像刚吃过的月饼,“四分”了。

    中秋节第二天,我在新火车站送走母亲,就手买了一张次日返乡的车票。我也该回去了,南京对于我们来说,“长安虽好,非久居之地”也。

    虽然是夜车,吃过晚饭,我还是早早地挎着黄书包——我全部的行李,从外婆家辞别出来。我们原来讲好不再告别的,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乘着夜色走进了她的学校,来到她的宿舍楼前,静静地站在一棵大树下的阴影里。学校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和气息,置身久违了的秋夜虫鸣和草香中,恍若隔世。

    操场方向传来一阵阵的歌声,那是文艺宣传队在准备国庆廿周年的欢庆:

    “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升,草原北京万里远哎万里远,牧工和毛主席心连心……心连心。

    我爱马场哎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啊我的家,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国防养军马……养军马!”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在那个晚上,我会唱了。

    终于,她的宿舍门打开,出现了我所熟悉的身影。我还未来得及高兴,一盆凉水泼下来——紧跟着,她的一同伴也出来了,她们一同慢慢地走下楼来。我还没想出对策,已经被她的同伴发现:“那边有个人!”

    我只得装作若无其事的从树阴影下朝前走出来,脑子转得飞快,怎么办?认还是不认?她能不能认?……?迟迟疑疑之间,我已经缓缓地从她们面前走了过去,耳后隐约飘来:

    “是谁啊?”

    “不认识。”

    此刻没有谁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她的音容(没有笑貌)定格在这一刻。我没有资格遗憾她给我留下这样的三个字(话),因为我连半个字的话也没有给她留下。

    这一天,是四十年前的今天。

    这一天很容易记忆。于国,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耻难纪念日;于家,按南京人习惯算法,是我父亲的知天命日。我们知天命,天命改革开放,磨难逐渐离我们远去。父亲知天命,天命继续革命,更大的磨难在等着他。

    宽敞明亮的新火车站候车厅我觉得闷得慌,一个人坐在广场前玄武湖边,不停地哼唱着《他们到底为什么》(《红灯记》修改前片段):“……他们到底为什么232353676564323211616125321011322234356535676564023523567653056722276)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6765616161203232622165305653565101565,我想到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一遍又一遍,不知唱了多少遍,心情突然舒畅起来——至今也不明白怎么会,说不出来的舒畅。抬头一看,一轮圆月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升起。皓月当空,“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湖水粼粼,“浮光跃金,静影沉壁”。古人的名句佳景,全然出现在眼前,豁然开朗,心旷神怡!

    国庆节刚过,收到了她的来信。不是她提起,我们在田间几乎忘了国庆廿周年这件盛事。南京这回庆祝很轻松,不像庆祝九大召开时那样,她们天天下午集合,半夜解散,神神秘秘的,折腾了近半个月。

    随信还给我寄来的一本《读报手册》,她知道我喜欢这一类的书,尽管发行量有限,她仍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我搞到了一本。因为是收费的,她还“笑嘻嘻”地问:又欠了我一笔,什么时候还?

    我们都没有提那天晚上的事,还以为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插曲,殊不知鹊桥已散,红线已断,今生今世,再无缘分谈“还”论“价”!

    她来信继续韶南京,只是不大谈自己了,更只字不提我们。她来信继续韶知青,只是不大提她的“跟屁虫”和邻县见闻了,而是谈论她们学校的R安国和他的《知青之歌》、别的学校的ch卓然和他的“反标”……

    我给她写信却越来越勉强了。粮本子废了,八块钱没了,我们整天为生计一身汗水一身泥,“随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绣地球……”。我告诉她什么呢?说我们干得像牛一样?何止,春天倒了膘,牛都不干,还得我们去替它拉犁拉耙。说我们吃得像猪一样?更甚,我们充饥的芝麻叶芋干面糊(稀饭),猪都不吃。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我的回信,内容越来越短,间隔越来越长。

    随着近在咫尺的招工梦因“打入另册 ”而破灭,我感到了绝望——还是讲“死心塌地的感觉”婉转些。终于,不久后有一天,她给了我一个新的通讯地址(一个不错的国营大厂)。而我,短的,短到了十个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长的,长到了——永远。

      ……   ……

    若干年后,父亲恢复了公职,回到了省城,重返了学校,补发了点工资。第一件事就是请假回到阔别了廿五年的故乡来探亲。在南京拜望过高堂后,马不停蹄到苏北农村来看望自己六、七年未见的大儿子。父子俩在大柳巷码头久别重逢,一个又黑又瘦,佝着腰,一个又土又粗,驼着背。

    看着我熟练地换着肩,把行李一口气十几里路挑回队里,抚着我肩背上的三块肉疙瘩,父亲嘴上说着“锻炼出来了,锻炼出来了”,眼中却止不住老泪纵横。

    我知道他伤心的倒不是我日子的艰辛,他老人家被“一号令撵到山里去,虽然有下放到县里的我母亲周济,日子比我也好不了多少。而是——

    这么说吧,我从小一直是他心中的骄傲与期望(也是他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底气)。他保存着我从幼儿园开始所有的成绩报告单和奖状奖品。他的相册里第一张相片就是我被(贵州)省里送评(宋庆龄儿童基金会)全国“健康宝宝”的那张记者照,然后才是他们的婚纱照,我的光屁股“百岁照” ……

    眼前这个肩上披着对襟土棉袄,腰间扎着草绕子,怀中抱着一根小扁担,嘴里讲着满口当地话的“农二”,是自己抱以厚望,朝思暮想的大儿子吗?与其说是梦碎了,不如说是心碎了。我什么也没告诉他,他若知道政审对“黑崽仔”的具体影响,恐怕连死的心都有。

    听说父亲来了,乡亲们纷纷来看望他,同时大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给我提亲,且大都是街上的小大姐。

    我走到哪个大队都有人打招呼,我知道那是我“逢河(堤)必上”的缘故。大家都知道花园(大队)工地上总有一个知青“卡着眼镜却赤着脚,(扁担压的)头伸得像蛋衔子似的。”

    但是街上小大姐们是如何知道我的,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吃上“运动饭”,住进街上公社大院里,还知道她们给我起了外号,叫我“毒(独?)和尚”。

    乡亲们不是没跟我提过,白天有人烧锅,晚上有人暖被窝,多好!但一律成了嘴抹石灰。乡亲们都说我眼光太高,却不知我的苦衷“自己都养不活还养人?”

    我何尝不知道,“只要妳来到我身旁,原野也会成为天堂。”写下如此浪漫诗句的那位著名诗人也知道,浪漫的前提是“如果有一杯酒,一片面包,一本书。”

    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并不是我危言耸听,那个福建老师给圣上的信里也是这么说的。只不过他是玩语言文字的,巧舌如簧。一句“告御状”,挠到了痒处,龙颜大悦,一字赏金一百。还敕封“反潮流英雄”。这个封号,极具意味,陈实情是反潮流,那么,潮流是什么?

    乡亲们烦不了这么多“屌呱呱”,还在想吃“八大碗”。现在老爷子来了,他们认为机会也来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自古是之。父亲真的动了心,硬带着我随媒人上街去“看看”。

    从第三次相亲处出来,见我一如既往地摇头,父亲突然冒出了一句:“你还念着她?你们怎么样了嘛?” 

    “她结婚了。”

    父亲后来对我说,他当时惊讶的不是这个消息的本身和来源,而是我的平静。

    父亲回贵州后,给我寄来了二百元“巨款”——这是我“抗战八年”收到的第一笔也是唯一的“军援”。嘱我“盖两间瓦屋,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说“嫁”是因为媒人多承诺女方可以把我转到日子相对好过一些的街上大队去,有的甚至还可以让我“顶”(农换非)。只是由于不愿改姓,不算招女婿,房子还得由我自己盖。

    信末父亲还不知从哪里抄来几句歪诗:春来柳絮知多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全文完)  2009年9月18日

    ——接着厚敬学友唱了一句:心若止(水),梦已逝,还有多少青春可以从头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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